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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自横溢 人生多蹇磨 ——纪念闻宥先生忌辰 三十周年

2017-03-14 21:10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中国民族学、语言学、金石学、铜鼓学、考古学家闻宥教授谢世迄今,已经二十九年过去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一切恍如昨日。



  闻宥(1901 — —1985),又名闻在宥,号野鹤。出生于江苏松江府(原娄县)泗井镇一个书香寒门,父亲是清末秀才。1915年后,离家到松江府中学就读,后又赴沪上大学。由于酷爱文学,不断发表诗作、小说,后因结识“南社”社长柳亚子而加入“南社”,成为社中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之一。
  自1921年始,便主编过一些杂志,如小说专刊《礼拜花》(1921年,先生时年二十岁)、《中国画报》(1925年)以及有中、外文版的《中国文化研究会刊》等。1926年始至1955年初,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先生辗转国内各地,受聘于上海几所私立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山东青岛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四川成都华西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任职。在此期间,他又挤出时间深入我西南边疆地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及历史民俗的田野调查研究;也曾游学于东南亚一些邻国,如越南、泰国等;此后,先生发表多篇语言学论文,诸如《论民族语言系属》、《羌语比较文法》、 《评托玛斯南语 — —汉藏边区一种古语》等,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未发之灼见,一时间闻宥之名便蜚声中外。
  先生精通法语、英语、日语,后又自修拉丁文、越南语,练就了坚实的外文功底。他常与外国知名的汉学家通信往来,如与法国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亨利·马伯乐(1883—1944)互通书信,进行学术切磋。1953年,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研究成果开举世之先河,曾在学术界掀起铜鼓研究的热潮。
  先生拥有多个鲜为人知的荣誉头衔,如:法国远东博物学院通讯院士、西德意志东方学会会员、土耳其国际东方研究学会会员等。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先生曾婉拒了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聘请。
  1955年,因全国性院校调整,闻宥先生从四川大学应调至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之中央民族大学),直到1985年辞世,整整三十个年头。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毕业留校,在语文系汉语教研室任教时,有一天接到院教务处的通知,要我于教课之余兼任闻先生的助教、协助辅导学生的工作,约一个学期;80年代初,又应院科研处之聘,让我有幸在教学之余兼作闻先生的助手,我便每周抽出两个下午的时间帮助收集、整理闻先生的旧日文稿,直到先生逝世前夕,前后约有三、四年之久。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使我亲身体验到先生的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坦诚,即使身处逆境时,仍勤勉治学,认真执教。现仅撷取几件难忘的往事,匆匆命笔,以志对先生逝世近三十周年的纪念。



1、 “左”与“右”
  最早认识闻先生,是从1955年刚刚踏入大学的门槛开始的。那时,校园里的学术空气还比较浓,常常请校内或校外的专家学者开专门讲座,如朱德熙、罗继光、王钟翰等,在众多的专家教授中有一位面容清癯、身材不高、操着浓重家乡口音的长者,他便是闻宥先生。记得一次旁听他的有关文字学的专题讲座,先生从甲骨象形字说起,一直讲到篆、隶、楷书,引用了《说文解字》类的早期字典及经文例句,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先生用的例字是“左”和“右”这两个象形字。先从字的本义开始,再讲它的引申之义,指出“左”与“右”从人之手到表示相向相对的位置,再推广到地理位置,进而到可表达与古代礼仪、,,如“江左”(长江下游以东,今江苏省一带)“江右”(长江下游以西,今江西省地位待遇有关的深意一带), “左迁”(降职被贬谪)、 “右擢”(被提拔升官)、 “右族”(指豪门大户)、 “左昭右穆”(宗庙牌位的列序)有史有论,风趣生动。
  但时隔不久,就在闻先生的“左”、 “右”辨言犹响耳际之时,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暴无情地袭来,闻先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反复动员感召下,在民主党派(先生是民盟成员)召开的为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不知发了些什么“谬论” ——对此闻先生从来隐忍不谈,于是,他便被无情地卷进了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之中,在“左”与“右”平衡两极中被“左”派推向了“右”的一极,被扣上了大“右派”的黑帽子。一位才华横溢,正值天命之年的专家教授,就这样被推押着走上了长达十数年之久、蹇磨坎坷之路。每念及此,我本不相信天命的脑瓜,居然为闻先生当年不该选择“左” “右”而遗恨,例字信手即有,何必非要选这两个与政治沾边儿的字眼啊,莫非真的是在劫难逃吗?!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雪之后寒霜继之。距“反右”还不到十年,神州大地上又起狂飙。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是“右派”的闻先生又一次面临厄运。那时,我院和社会上一样骚乱,黑白颠倒、是非莫辨。和闻先生同在研究部工作的费孝通这位全国著名的“大右派”(因在大鸣大放为党整风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而获罪)、我国研究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著名老专家吴文藻(费孝通的老师、著名女作家冰心女士是他的夫人)等蜚声中外的老专家被狂热的“造反派” “红卫兵”小将们一个个点名揪了出来,扣以“反动学术权威”、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名,抄家、折磨、侮辱、批斗,受尽人格和肉体的摧残。因为闻先生在运动一开始便被“造反派”“红卫兵”们认定是个“老右派”,打入“死老虎”之列,只勒令他随叫随到、老老实实接受批斗和改造,恩免了对他的过重体罚。但是,人伤其群,先生眼见老同事老朋友受尽肉体糟践、精神凌辱时,他心中的煎熬可想而知。在人前,他只能佝偻着身躯、目不旁视地低着头走路,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先辈们故去了,但历史人生舞台上“左”与“右”的大悲剧,却不时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屏幕上闪现!
2、 “真”与“博”
  闻宥先生1955年调入我院,先是作为专家安排在院直属研究部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便下到基层,在语文系汉语文教研室(该教研室即现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化传媒学院的雏形)当教员了。1960 年我毕业留校,和闻先生成了同事关系,但因闻先生很少开课,平时也沉默寡语,所以很少有接触机会。大概是1962年春季开始的那个学期,政治系哲学班要开古代哲学文选课程而缺少讲课老师,便向我系借人,闻先生才被安排上课程;然而,因为先生家乡口音太浓,怕少数民族学生听不太清楚,便由教务处出面让我在教学之余,兼任闻先生的助教,为时一个学期。具体任务是:先生讲课后,我协助课下辅导。记得最深的是,先生接到任务后,极为认真,亲自选编教材,更是耐心讲授。闻先生对庄子(庄周)似是情有独钟,课堂上从来不看讲稿,但讲解起来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使听课变成一种享受,使我仿佛又见到了十年前先生在文字学专题讲座时意气风发的情景。课下,当我情不自禁地向闻老道出我的这种感觉时,闻先生那不易展现笑容的脸上隐隐闪过一道光亮,不无诙谐地说: “站在讲台上,我是一无所有的,只剩下庄夫子的‘物’ ‘我’两忘了。”我意识到,站在神圣讲台上的闻先生是一个充分自由的人, “右派分子”的紧箍仿佛瞬间被摘除,那长期禁锢的精神被庄子那恣肆汪洋的文风所诱发,也瞬间得以释放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校园。我院科研处准备内部刊印《闻宥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了。闻先生非常高兴,需要一个助手,便向科研处提出要我帮助他整理旧日的文稿。出版《论文集》是学界的期望,也是闻先生多年的心愿。正如闻先生在《论文集》“后记”所说: “这些年来,朋友们看到我快离开人间了,希望我自己编集,留一个小小的纪念。他们的好意我很感谢……”。可先生早期发表的文稿,几十年间经受多次搬迁和动乱,留在先生手头的微乎其微,需要翻检三、四十年代的刊物资料,从那忆海钩沉里去寻找。
  在整理校阅文稿的过程中,我发现先生对年代久远的文字,并非拿来就用,而是以严格的眼光进行汰选审定。除改定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绝不为追逐潮流对观点内容随意变动,仍然让它保留原文的历史面貌。是非功过自去由后人评说!
 闻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一丝不苟,耿直如此,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严于律己,不为虚饰所惑。就在1985年9月21日,闻先生辞世前六天,在我院周报(亦称院刊)上登载了一篇五、六百字的署名文章,介绍闻先生一生的教学经历,其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上海上大学,随后到法国求学” “留学法国时,闻先生还曾在法国几所大学任教”(见1985年9月21日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三版)。此时,闻先生虽已重病在床,可头脑仍十分清醒,当知道自己一息尚存之际,便有人对他作如此虚妄谬赞时,气愤至极地说: “我要声明:本人从未去过法国、西欧等地!从未去留过洋、镀过金……请不要给我贴金……请不要给我贴金!”
  闻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深恶浮夸,务实求真,令人尊重的长者。
  皇天不负苦心人。 《闻宥论文集》第一辑,终于在1985年7月由我院科研处内部印刷成书。文集未收入先生早期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创作,只限先生早年从事民族语言研究、历史学、金石学、民俗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如《黑鹿释名》、 《“雍无梁林”解》、 《论所谓“南语”》、《贵州雷山新出苗文残石初考》、《殷墟文字孳乳研究》……共十一篇。按原计划,闻先生还有《倮罗译语》、 《川滇黔彝文之比较》、《红崖碑杂考》、 《古铜鼓考》等诸多论文,准备整理成第二、第三辑问世,其中许多都是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但是,就在《论文集》第一辑油墨未干,先生枕边寄赠友人的集子尚有余册之际,先生便因心力衰竭、药石不济,于9月27日夜半零时阖然长逝了。
  我抚摸着这小开本的、深桔色封皮的、薄薄一本内部出版的《闻宥论文集》,不禁感慨唏嘘:它注定将永远地形只影单了。当然,它对于闻先生以及了解闻先生的人们,无疑仍是弥足珍贵的心灵慰藉和纪念。
3、 “憾”与“忆”
  闻宥先生前半生的教学和学术经历,以及一系列的职务、职称、荣誉称号,标志着他人生旅途中一个个闪光的足印,即使在他后期中段坎坷多蹇磨的漫漫长途上,他也始终执着而孤寂地进行学术探索,哪怕是为时极少的在讲台上为学员授业、解惑。可谓是一生殚精竭虑于教育科研园地。尽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作为一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学者,只要一息尚存,就仍在编织着美丽的梦,以期在梦中实现真实的自我。
  就在闻先生仙逝的前半年,他还很有信心地计划着自己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一是继《论文集》印出后,再开始第二辑、第三辑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要尽快地由他组织人员编写一部大型的《古汉语虚词词典》;三是为全院学生作一次有关汉代壁画的学术讲座;四是将他已物色到的一位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聂鸿音招收为自己的博士生。  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无情的病魔所吞噬,先生就这样带着深深的遗憾、念念不忘他未竟的、为之追逐一生的学术事业,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和眷恋的人间。
  回忆使我心潮激荡难平,抬头仰望书架上方摆放的闻先生亲笔题赠的两幅墨宝,先生挥毫我展纸的情景,便又跃然出现在眼前。一幅题写于1983年夏天,全诗如下:
偶然薄炙破愁霖,未破当前一片阴。
迢递烽烟天外直,凄凉禾黍望中深。
覆巢已绝重栖想,枯海还馀待涸心。
今夜天涯无梦到,白头掩泪为沉吟。
  诗后有字曰: “一九四零年初,余初至成都,秋雨新霁,景色凄怆。时日寇正猖獗,家书久绝,中夜不寐,彷徨有作。 秋白同志索书 一九八三年夏 闻宥录旧作。”下方盖先生之钤印。
  当时先生一边放下笔,一边说: “这是1940年我在抗日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生死存亡关头,自西南联大颠沛至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国土破碎、家书断绝、夜不成寐时的旧作。你那时才三、四岁吧?送给你做个历史的纪念吧!”我连连称谢不迭。就在闻先生于落款处署上自己的名讳时,我终于脱口问出早已想问的话: “闻先生!您的又名‘闻在宥’,是不是典出《庄子·在宥》篇啊?”闻老慢慢放下笔来,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便操着浓重的乡音琅琅地诵道“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宥之也者,……”之后,先生便慢慢地摇着头笑着说: “庄周老夫子要在宥天下,岂不大乱!还是治天下好,治天下好!”从这一面小小的生活镜头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先生的豁达和亦庄亦谐的性格。
  时隔不久,就在那年秋天的某日,先生怕是已经预感身体不适,在整理文稿之余,突然对我说: “我老了,诗思迟钝了,也提不动大笔了,再留一首小诗写给你作个纪念吧!”我简直是受宠若惊,马上就忙着张罗铺纸、递笔、磨墨,我看到先生的手显然已有些发颤,但依旧运笔有致、收放自如、一气呵成。诗文如下:
  来时还是去时天,欲道来时已惘然。
  只有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
  诗后落字曰:秋白同志 雅正。一九八三年秋 闻宥。左旁钤先生之印章。
  八十多岁的老人,病痛在身,能构思并书写出如此潇洒、飘逸灵动的诗句,真让我感慨无限。试想,这一“来”一“去”,岂非一“生”一“死”?这“天”与“水”之喻,岂非人类赖以生存的茫茫宇宙空间和古往今来绵绵无休的历史长河?如此可知,闻老是把对生命的敬畏、对故乡热土的眷恋、对一生的得失感悟以及对仍有未经事业追求之遗憾,统统都借此倾泻出来。这首未经雕琢、纯如璞玉,又简洁如话般的七言绝句,实不愧为大手笔之作!闻先生的风骨、精神,尽蕴其中矣!
  我反复吟颂,一时百味杂陈,继而又豁然有所悟,顿有孔子的临水之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又有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时发出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深深感触!



  闻先生的忌辰是1985年9月27日,迄今已历二十九个春秋。我想,认识或了解这位中国著名学者的人,在全国和我校也许仅有70岁以上的老人了吧!当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在此列。近期,我偶尔翻阅署名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先生所著《羌在汉藏之间 —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惊喜地发现其中几处提到闻先生的名讳与功忆海钩沉绩。如: “1930年—1940年代,在此地区进行考查的有……以及语言学者闻宥”(171页)、“正式的羌族语言调查,始于中国学者闻宥。1941年,他到(四川)汶川、理县一带作调查……事实上,他的民族历史与地理知识,多少已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172页)。言简意赅,却对闻先生最早在“羌语”研究上的贡献作了定位。
  不久,喜讯又翩翩传来:有同事寄来从“四川文艺网”的网页上下载的文章《闻宥— —被遗忘的学术大家》(作者雷文景)和“新浪博客”上的《天下何人更知君 — —从<闻宥遗札>看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貌》(作者袁津琥)。这两篇宏文,引据充实的资料,论证了闻先生的重大学术贡献与无愧于“学术大师”的胸襟、风貌,读之令人动容。从友人处得知,有关闻先生与专家学者论学术的信札手迹分上、下卷,署名为《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不久前已由海峡彼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于2010年1月便出版了《闻宥落照堂藏青铜器拓本》。此外,被闻先生生前看好、计划招为博士生的青年教师聂鸿音,也早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从事西夏文等研究,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研究员了。这当是诸多喜讯中的又一喜讯了。
总之,闻先生生前所追寻的“梦”,正一一陈现于世,闻先生学术硕果之一部分亦得以璧存矣!信如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所说“然筚路蓝缕之功,在公论者,终不没于天下”!
  闻先生!您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早已有了学界的定位与肯定;您的未竟的学术事业毕竟会有后学者继续拓展不懈;您生前亲手整理刊印的那本《闻宥论文集》第一辑也不用耽心会孤寂无伴、形单影只了!九天有知,您当释怀而朗笑了吧!
 文/韩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