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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历史系八八级

2017-03-14 21:44


  一转眼,我们已经毕业24周年了,一群青葱少年已经成了大叔大妈;然而,中央民族大学的那四年,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无法忘怀。
  四年里,有许多事情发生,我只能择取那些难忘又可以讲述的一些片断与大家分享。
 
转系风波
 
  历史系八八级有两个专业,中国史专业和民族史专业,两个班一共有46位同学。这是最后一年分两个专业招生,再以后专业就没有这么细分了,只剩下历史学专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民大历史系在全国高校中以其鲜明的特色独树一帜,拥有一批学术造诣深厚的名师,拥有中国民族史博士点,中国民族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等硕士点。
  那时候在民大,说起学校的学术地位,人们必须要提的是以林耀华先生为首的民族学专业、以王锺翰先生为首的民族史专业和以戴庆厦先生为首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历史系也以学风扎实、考研比例最高,在全校为人称道。
  入学的第一周,中国古代史专业第一次上课,邱久荣老师问我们有多少人选择了历史专业做第一志愿。46个人面面相觑,大概只有三四个人举手。课后,大家互相询问彼此都是报的什么专业,结果大都是经济、法律、新闻、中文这些实用性强的专业,大部分同学是被调剂到历史系的。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极为活跃,人们的选择开始多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用收入的多寡来衡量、来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入时合宜。因此,历史、哲学、数学、物理这类长线专业、基础学科开始变得冷门起来,少有人问津。
  尽管有一肚子的委屈,尽管有许许多多的向往,但是,绝大多数同学在牢骚过后也就按部就班地进入角色,开始投入到历史专业的学习之中。
  然而,平地起惊雷,1989年2月底,也就是第二学期一开学,民族史班的冉燕飞突然成功转系到了法律系。
  一石惊起千层浪,经过了一学期的专业教育,本来已经安定下来的心又燥动起来。听到消息的当天,有七八个同学就跑到本系及相关系科提出申请,以种种理由要求转系。
  那阵子,那些同学每天不是去历史系办公室,就是到经济系、汉语系、法律系,磨了这个磨那个,经过十天半个月时间,一个个都黯然伤神,铩羽而归。
  经过这次事件,大部分同学也就安分守己,彻底断了念想。有的人开始转移兴趣,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也有人不求专业有多好,只求平安过关不被抓补考。
  当然,还有极个别同学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想的追求。比如,酷爱文学创作的苏新红,大学期间在《民族文学》《南方文学》等期刊发表诗作多篇;蓝建洪同学一直悄悄参加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1992年本科毕业的时候顺利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
 
五花八门的课程
 
  大学课程不外乎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和公共课,当时历史系的专业课很严谨,而公共课就有些参差不齐了。
  那时,大学英语入学有一次分级考试,根据成绩分成一级、预备二级、预备一级、复旦英语四个班次,我在一级班,就是成绩最好的那一班,教我们班的是廖老师,一位五十多岁似乎是广东人的男老师。这位老师讲课随意性比较大,讲不到点上,讲课非常不吸引人。于是,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往后排就座,看一些和课堂无关的东西,或者干脆睡觉。如此一来,成绩自然不会好,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好几位男生就降到了预备二级。
  大二最后一学期,我们英语班的同学要考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那一学期我已经丧失了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民院当时也不要求学生必须过国家四级,只要过了校内四级甚至二级就可以毕业。1990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国家四级考试,在没有认真准备的情况下,考了57.5分。这个成绩让我意识到,我过四级应该很容易。
  之后的一学期,没有了廖老师的英语课,我依靠自学,反而成绩突飞猛进。1991年1月,第二次参加国家四级英语考试,以82分的成绩通过。
  公共课中最搞笑的是计算机课,学了一学期的计算机,没有一次上机课,连计算机的毛都没摸着。老师对着讲义讲二进制、讲BASIC语言、讲硬件设备,讲了一堆对文科生屁用没有的知识。貌似没用的还有高等数学、行政管理学、教育学,这些课大都是考查课,随着学随着忘。工作以后,真的要当老师、做管理,还要从头学。教教育学的是一个朝鲜族的女老师,有特别有东北口音;教高数的肖老师温文而雅,是数理系留校的,讲得还不错。而行政管理学,是人民大学的一个老师,有着浓重的口音,行政读成“横政”。
 
  说起专业课,历史系的很多老师学养深厚,课讲得很精彩,比如讲中国历史文选的徐庭云老师、讲明史的陈梧桐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史的邱久荣老师、讲中国近代史的陈理老师、讲世界近代史的王勤榕老师、讲藏族史的陈楠老师。这些老师之所以受同学欢迎,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课讲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而且课上课下都乐于和同学互动交流。
  徐庭云老师教了我们两年的《中国历史文选》,当时她应该将近五十岁了,上课总是一袭长裙,化着淡妆,非常有气质。徐老师博古通今,讲课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我们听得是如痴如醉。徐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她精选了《文选》中的若干篇目,要求我们能够背诵默写。一开始,同学们不以为然,但是经过几次课堂提问、默写测验,大家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文章背的多了,自然有所触动,对自己的思想也潜移默化产生了影响。我记得,背诵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时候,常常有一种热血豪情在胸中升腾,之后每遇困厄景况,常以文中词句激励自己。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再多背诵一些文章就好了。
  徐老师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专业课老师,不是班主任,在系里也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在课下依然很关心同学的成长。大学期间,徐老师曾经几次邀请我和其他同学到她家中吃饭。当时,徐老师的先生客居海外,她和小儿子劲劲住在家属院,每次到徐老师家中,她都会一个忙着做饭,我们就和劲劲聊天。我当时有很多思想上的困惑,都是徐老师帮助解决的。
  毕业之后,我还去看望过两次徐老师。后来,她也随先生客居海外,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因爱而起而落
 
  对于历史系八八级来说,最不愿意提及的是一对同学的退学。那是班里的一对恋人,他们因为被查寝的老师当场撞见做爱而以违反校规为由被劝退。
  八十年代后期的大学校园,学生恋爱已经司空见惯。只是学校有明文规定,不得有性行为。当然,不是上面说不能做,下面就不做,而是各有各的办法罢了。
  我们八八级两个班共有46位同学,其中女生16人,男生31人。入学两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三对。
  那时候,学生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手机、BP机一概没有),女生宿舍都在9号楼,男生不得入内,所以联系非常不方便。一般说来,要么是女生到男生宿舍找男生,要不就是男生在9号楼下面,冲着女生的房间方向大喊:“几几几房间,某某某!”然后,女生就从房间的窗户中探出身子,答应一下迅速跑下来。
  那时候的恋爱,大都是一起食堂吃饭、一起上自习,似乎也并不太脱离团队。
  1989年3月的一天中午两点左右,学生处的查寝老师在8号楼306房间抓到了两个同学正在发生性行为,这一事件成为当时学校的热门新闻。
  那个男生是中国史班的班长,内蒙人,1.85米的身高,长相周正;女生是宁夏人,长相秀美。在此之前,两个人已经多次在男生宿舍的下铺拉上床帘摇晃床铺。比较蹊跷的是,那天查寝有悖常理,选择了午休时间,并且直奔该寝室、直奔该男生床铺,拉开床帘抓了个现行。经过了半个月的调查,他们被劝退了。
  之前一年,历史系还有一对恋人也是因为有性行为被劝退,他们那时候已经大三,一年以后,他们都考上了研究生。而我们这对同学,一起回了内蒙古,旋即结婚,没有再考大学。
  或许,这是民族大学历史上最后一对因为发生性行为而被劝退的恋人。
 
亚运会志愿者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民院有很多同学加入到了志愿者团队当中,有的做翻译,有的做火炬手,有的做开闭幕式的群众演员。我和七八十位同学一道参加的是闭幕式的合唱。
  大一的时候,社团纳新,我考入了学生合唱团,指挥是许直老师。那两年,每周都有一个晚上要上合唱课,许直老师带着我们从最基础的发声开始练起,一点一点提高我们的演唱能力。当时我在男低声部,声部长是法律系的盘金顺,在我们声部唱得好的还有计算机系的肖朝虎、物理系龙宪林。我音色好但是不识谱,每次新歌谱发下来,总得让声部里的其他同学辅导一下。
  许直老师特别强调民歌的合唱,他经常说,民族学院的合唱团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民族的特色。我们排练的很多歌曲都是民歌改编的,或者是新创作的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歌曲。比如1989年冬天,我们参加第三届首都大学生理想之歌合唱节的曲目《天山深处赶巴扎》就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民间声音的特色。那一年,我们拿到了比赛的第一名。
  大二的下学期,我们接到了团市委的指令,要参加亚运会闭幕式演出。从六月开始,我们就认真准备,排练的次数逐渐增多。暑假只休息了十几天就赶回学校继续排练。
  某一天下午,中央电视台要来学校采访暑期坚持排练的合唱团员,许直老师点了几个声部长,让他们做好准备。记者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礼堂前面站好,其中准备接受采访的同学已经换好了民族服装(比如盘金顺同学穿上了壮族服装),我们这些没有任务的同学则穿着平常的服装作为背景。记者采访完了那几位穿着民族服装的同学之后,又随便问了几个问题,正好我离记者比较近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当晚《新闻联播》播出了有关我们合唱团的节目,但是没有盘金顺,而有我的几十秒的画面,字幕上打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壮族学生(其实,我是蒙古族,记者把我当成盘金顺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新闻联播》中露面,当时在故乡根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们认真排练了几个月,临到演出的时候,我们被通知到时候是放录音,我们对口型即可。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失落,但是因为能参加到大型活动当中,我们还是很兴奋的。在10月7日的闭幕式上,我们演唱的最后一曲是《下次相逢在广岛》,这首歌的几个声部,到现在我还会唱。
 
毕业实习
 
  1991年暑假,我们八八级两个班的同学去湖南桑植县进行为期两周的社会调查,也就是毕业实习。
  那年,同学们放暑假先回家,然后再到桑植。东北、西北的很多同学都要到北京中转,办理同一天同一车次的中转签字手续是一个大问题。
  那一年,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先返校,然后,同学陆续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他们的车票和学生证收上来,然后一起到北京站的中转签字窗口办手续。八月中旬,正值暑运高峰,北京站广场人山人海,窗口秩序混乱,我竟然是在人们的头上、肩膀上爬过去,挤到窗口办手续。
  当时,我们的系主任要去湖南开会,也要和我们同行一段,他年纪较大,需要做卧铺。那时候买卧铺都在西直门售票处,我和两个男生是前一天晚上去排队,人们怕夹塞,一直是一个人抱着前一个人的腰,在那三伏天,没有空调的售票厅,我们简直要虚脱了。第二天早晨买到那一张卧铺票时,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几回。
  当时,在桑植,我们分成了六个组,分别到六个乡进行社会调查。下乡之前,县里教育局和各乡打了招呼,吃住都由乡里负责。
  桑植是老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在汨湖乡,我们住的是招待所,条件是最好的。王勤榕老师带队的是到最偏远的上河溪乡,他们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窝棚里,男生女生用一个布帘子隔开。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肉,就是炒青菜和米饭,并且菜总是不太够,只好拼命加辣椒。
  实习虽然吃的住的不好,但同学们的心情是快乐的。
  我们组有七个人:桂燕玉、杨军、雷丹丹、陈承激、于世林、靳勇和我。当时,雷丹丹的脚崴了,走路不敢着地,陈承激等几个人就轮着背她吃饭、上厕所。实习快结束的时候,雷丹丹的脚也好了,最后一天,乡长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我们喝着米酒,唱着歌,聊到深夜。
  实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到了张家界、葛洲坝,四十多个同学在秀美的山水之间恣意畅游,纵情歌唱。9月初回返程的时候,在火车上我们坐了半截车厢,同学们分成了民歌组和流行歌曲组,一起赛歌,看那一组最后无歌可唱。我们唱着闹着,一路欢声笑语回到了北京。这样的好时光,今生只有那一次。
 
最是伤感毕业季
 
  进入到大四不久,就开始了综合测评工作,按照15%的比例确定可以留京的同学,我们班可以留6个人(常戍、保向东、吴辉军、张志刚、罗厚和我)。
那时候,学校包分配,但毕业生可以自己找单位,两条腿走路。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在北京到处找工作,其他的同学则是准备考研和回地方找工作。
  1992年4月,考研的结果出来了,陈小强、周海泓、余志清、杨卫方考上本系的研究生,吴应泉考上藏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蓝建洪考上北大的研究生。说到考研,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当时,少数民族的外语分数线是30分,汉族是45分。班里的于世林同学是汉族,总分很高,但外语不过线,没考上;苏新红同学报的是汉语系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总分和外语都上线,但是他们还是选了本系的学生。
  进入5月,毕业论文大都完成,基本上没有了课程,工作也有有了一些眉目,得空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喝酒的时候都在叙旧,结开了好多不应有的误会,也互相知道了当初的很多秘密。
  可是,那时候学校出了一个禁酒令,严禁在校内餐厅、宿舍饮酒。某一天晚上,杨宪和唐魁两位同学每人拿了一瓶啤酒,在草坪喝酒聊天,他们是班里遵纪守法的模范,四年一贯的好学生,但那天偏偏被保卫处的老师给抓了现行,给了一个通报批评(好在毕业前撤销了这个处分)。
  离校的日子到了,毕业聚餐是在湖南餐厅,四十几个同学喝得乱七八糟,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抱成一团。
  接下来就是送别,说好了留京和考研的同学最后离开。
  第一个走的是唐魁和陆海波,他们是回南宁,隐约记得发车时间是晚上10点多,一帮子同学一起去车站送他们。当时,有一位同学还带了吉他,我们在站台上说说笑笑,还唱着《大约在冬季》。等到他们上车以后,大家围着车窗拉着他们的手,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等到开车的铃声响了,车站工作人员不停地催我们站在黄线外面,而我们还是舍不得分开,最后是工作人员强行分开。
  然后就这样一个个送着,两天后,当我离开的时候,班里只有两个人,黎林和我。黎林是广东人,他感情丰富却不愿意表达,他早早就定了回广东,单位是国土局,没有必要留下来,但是他却要送走所有的同学。那天,黎林把我送到16路公交车,我从车上回头望去,公交车站上只有他一个人落寞的影子……
 
  历史系八级,入学46位同学,毕业44人(退学2人,转系1人,八七级病休转入1人)。当年46位同学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现在他们分布在13个省、市、自治区和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
24年过去了,我们都健康平安;24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聚在一起,只不过变成了微信群里的家长里短、逗贫耍宝,情意依旧……
 
 (本文作者,魏胜利,男,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1992届毕业生。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艺节目中心副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