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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桪:毕生行走在“哈汉”的语言王国

2016-09-29 16:27

毕桪:毕生行走在“哈汉”的语言王国
     
    跟老师约定访谈的时间,是在一个周日的下午。
    原本以为:在这个闲暇的时间,老师会邀请我们去他家的舒适氛围中完成这次访谈,但老师告诉我们,他在文华楼14层的办公室等我们的到来。
    我们如约而至。推开门,老师首先给我们打了招呼,两张椅子早就摆好了,桌上还放着几个水杯。看得出,老师已经做好了访谈的准备。
    桌上摆着一本哈萨克语言的杂志。老师接待我们时,眼光正是从这本杂志上移开的。
毕老——1941年出生;1960年开始,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学习哈萨克语言文学;五年的大学生涯结束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牧区记者,从事着跟自己专业“不对口”的职业;15年后,基于以往的哈萨克语言文学“情节”,决定重新返回母校,教授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并一直坚守到现在,成为国内哈萨克语文文学研究的“旗帜”;退休之后,选择继续留在高校,以给学生传授更多的知识,并关注领域最新研究发展动态和成果。

    虽然早已完成向哈萨克民间文学的“转身”,但毕老说,自己最初的功底和积淀是从与哈萨克语言的交集开始的;他与哈萨克语言颇有渊源,早期因为自身专业的关系从事过哈汉双语的讨论和研究,之后对双语教育也保持着经常性的关注,对哈汉双语以及我国的整个双语现状持有独到的见解和浓厚的关怀。
 
成为一名“双语人”
 
    毕老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学起来颇费劲。但就是这样一个对语言习得缺乏“自信”的人,在这条道路上却走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时间。
   毕老是汉族身份;他考上大学的那会,正值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热”时期。上个世纪50年代,为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国家开始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 同时还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然而不管是新创文字还是改进文字, 对于他们都是一种陌生的符号。要掌握它,就需要一批熟悉民族文字、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传授。为培养这支队伍,政府因此开始在高等院校中设立民族语文专业, 其中就包括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
学院在1951年设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专门培养“民汉”双语型人才;首开藏语班,后来又相继开设维吾尔语、彝语、纳西语、瑶语、壮语、布依语等10个班,1953年开设了哈萨克语言文学系班。
毕老在1960年升入大学。北京大学是他的梦想,但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按照当时规定,高考后的学生可填报十个志愿。毕老说,当时他首填的是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业,第九个志愿是维吾尔语,最后一个才是哈萨克语。但录取结果显示,他被中央民族学院的哈萨克语专业录取了。结果是如此的出乎他意料,并毫无征兆。从此毕老进入了当时认为的自己并不太擅长的语言领域。后来从系里知道,当时国家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凡事报考了民族院校语言专业的学生,都被这些院校吸纳进去了。
    由于是民族院校,校园里弥漫了浓厚的民族气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似乎都有一种莫名的民族情节:
     “我们那时入学就有这个氛围,进了这个民族学校,就准备这辈子为少数民族服务,不分哪个系,必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毕老说。
毕老有一个观点:语言学习一定需要天赋。他认为自己这方面相当缺乏,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颇伤脑筋。他举例说:自己的中学和大学阶段外文学习都是俄语;经过这八年的不间断学习,最后俄语也才勉强及格毕业。他坦承:当初学习哈语时,自己成绩并不太好,但想到专业成绩关乎自己的前程,加上老师的鼓励,他决心比别人再多花点时间,再多下些功夫;最后学习成绩排在了班上的前头。

    五年的大学时光飞逝。毕业后,毕老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成为一名牧区的农业记者。由于职业跟哈萨克语言不相关,他与“哈语”的距离变得有些遥远。
关于之前说起的毕老与“哈语”渊源颇深的道理就在于:经历了15年的记者生涯后,这时的毕老对哈萨克语仍充满了回忆和渴望。恰逢当时十年“文革”结束,动荡和波折少了,民族语文教育也从严重的冲击中逐渐走出来,开始发枝散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国家对于“民汉”双语的人才需求猛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毕老凭借当年的语言优势,告别记者职业,重回母校成为了一名哈萨克语言文学系的老师,专门教授哈萨克语。后来基于个人兴趣的变化,他转向了哈萨克民间文学和文化的研究。
    在个人教学生涯的早期,基于自身的“双语”经历,毕老非常关心我国的双语教育问题,他认为双语在中国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现象并将长期存在;著有《论我国的双语问题》等相关论文。
 
 厘清概念才能科学“对话”
 

    讨论“双语”问题,毕老认为,首要是要厘清概念:“只有建立起概念的共识,才可能在同一个意义空间内对话。”他说,这对于视科学为生命的学者而言尤其如此。
毕老介绍说,“双语”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国内外对它的讨论由来已久。国内一般认为:双语是个人或集体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现象,是民族接触和民族交流的结果。在教育中有两个与“双语”密切相关的概念,分别是“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我国以往的双语研究并不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到了现在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之间的区别。国内一般认为:“双语教育”指的是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实行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两种语言的教育;而“双语教学”指的是少数民族语文和主体民族语文相结合的语文教学形式。由此见, “双语教育”包含“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是达成“双语教育”的途径。
对于这种流行于学界的观点,毕老却不能苟同,他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很喜欢抠字眼,学术就得抠字眼,术语使用上一定要规范,不能混淆。现在的学术界人云亦云已经成为一种气候了。也没有人刨根问底地去深究概念的对错”。他感叹。本着这样的学术态度和信念,他因此十分反对“双语教学”的说法。
    毕老认为,“双语”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能语言兼用者是双语人;双语人组成双语社会。他认同教学和教育之间的差别:教学可以说是培养人的一种具体的实际的实践活动;教育则是培养人的一种事业。“双语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是要培养能够掌握双语的人。但“双语教学”这个概念说不过去:教师在一项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只能教授一种语言,不可能两种语言同时传授,是一种单语言的学习和交流。他举例说:一堂50分钟的英语课,就是50分钟的英语学习时间,不能同时学习和传授英汉语。只是因为“双语教学”一词沿袭已久,辩白的力量就弱化了。
     为进一步明确“双语”的内涵外延,他继而提到:这种语言能力不是指简单地停留于理解的层次,还必须能较熟练地使用。运用“双语”的现象早已出现,如西周就有文献记载,某些群体朝拜天子,有“九译来朝”的说法,意即去见天子时需九重翻译,说明当时已有“多语”人才的存在,但还未有“双语”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从国外引进的:国外的提出,是为防止两种语言的隔阂而造成民族冲突。后来我们国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是就引进了。
                         
“双语教育”中的危机
 
    毕老今年已是73岁的高龄,但精神依然矍铄。一件米白色的短袖搭配着一条浅蓝色的宽松牛仔裤,再配上一双米白色的休闲皮鞋, 显得十分随和、干练。在访谈的过程中,毕老十分有耐心,对于我们不懂的问题,他总是面带微笑,徐徐道来。
他偶尔会点上一根烟,沉思一会,然后给我们答案。说到激动的地方,眼角会微微泛红,眼睛放射出令人探寻的光芒,让人忍不住跟上他的思路,一起思考。这也许是作为一名老师的训练,也可能是曾经作为一名记者的身份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在一个多小时的述说中,毕老温和而平静;谈到“双语教育”的现状时,神情却显现出有些凝重,表现出了几分担忧。看得出,他觉察出了当前中国的“双语教育”中的一些困境,也许他认为中国的“双语教育”可以走得更好。

    他谈到,“双语教育”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如双语教育在各个民族地区得到推广和普及,民族教育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人们对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和适用性也有了较一致的认识:“双语教育”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可“一刀切”。但其中的流弊同样显而易见。
毕老指出,大力推行双语教育的结果,造成个别地方出现一些极端: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由于汉语文地位的提高,某些地方偏重于汉语的教学,母语(少数民族语)教育因此受到冲击,甚至造成轻视、忽视母语的现象。这种情况无法避免,但应想方设法杜绝。

    十多年前一位双语专家在某次双语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令他记忆犹新:我们推行双语教育的效果特别好,当地孩子的汉语水平比汉族学生还要高。
    当时听完言论后,毕老感慨万分。他认为,“双语”教育首先是母语(少数民族语)教育的问题,而后才是汉语教育的问题。各个民族随着互相交流的增加,经济的发展,自然将产生学习汉语的需求和欲望。政府和学校的姿态应是顺势而为,助推这种需求的实现,而不能越俎代庖,忽视了根本性的本民族语言的教育和学习。尽管由语言接触产生的双语最终将走向单语是一种规律。
“但我们始终只能利用它,不能超越了它。”毕老语重心长地说。
    今年的毕老,已经73岁的高龄。目前仍留校,每个星期给学生上四节课,另外负责一些学院的毕业答辩等事务。聊起自己的领域来,他总能带着微笑侃侃而谈,妙趣横生。时光的印记,似乎并未在他脸上驻足,在生命”古来稀”的年段里,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位老人的活力。
问及退休之后多年,还依然留在高校的原因,毕老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其实,可能只是割舍不下罢了。
 
                                                             文/张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