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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一生奔于田野之中

2016-09-29 17:27

林耀华：一生奔于田野之中

姓名：林耀华生卒年月：1910年3月～2000年11月
  民大身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
  研究领域：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主要著作：从1930年开始，林耀华教授共出版20本学术专著和150余篇学术论文。如《从书斋到田野》、《岭表纪蛮》、《民族学通论》、《中国历代教育家传》、《凉山彝家的巨变》、《民族学论文选》、《凉山彝家》、《社会人类学讲义》等。其中取材于福建的三本书《严复研究》、《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在中国民族学界极具影响。
  个人主要成就：林耀华致力于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和教学，主编了《原始社会史》、《民族学通论》等教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界尊他为“新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科、人类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的奠基人。”

  林耀华先生师从吴文藻，是“吴门四犬”之首。不同于同学费孝通，林耀华是个“书呆子”。正是这个“书呆子”，为新中国特别是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田野是人类学的不二法门”

  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总是免不了走访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林先生一生都不辞劳苦地躬行于田野，赴西藏，上凉山，奔云南……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林先生不仅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而且还领导第一支国家学术团体进入西藏考察。从1951年6月到1952年10月，林先生在西藏进行了将近一年半的调查研究。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多次调研以及与当地人们的友好互动，成为这位民族学者的骄傲和标志。
  西藏之行让林先生熟悉了解放初期的西藏社会生活，而几上凉山也让他熟悉了彝家的巨变，并将其展现于世人之眼。
  1941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林老怀着对民族学的极度热忱，冒着被掠去当娃子的危险，深入四川凉山地区，对彝族的社会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完成《凉山彝家》一书。它以凉山彝族的一个家族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凉山彝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和民族内部关系，特别是彝族亲属制度、政治经济、语言宗教等文化特点等方面，堪称当时最为详尽的实地考察报告。这本书详尽地描写了“禁区”中的彝家，被海外学者称之为“对中国西南省份有史以来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社会研究专著”。
  最值得一提的是，林耀华教授还克服文化障碍，对凉山彝族尤其是其黑彝贵族做了体质测量，证明彝族实属蒙古人种。
  1975年文革后期，林老二上凉山，写成了《凉山彝族今昔》一文。1984年，74岁的林老为指导研究生实习而三上凉山，回京后写成《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一文，分析了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现状并提出建议。
  1990年代初，林老委托博士生潘蛟四上凉山进行调查，师徒2人据调查材料合写成《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对1956年以来彝族社会发展作了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1995年，《凉山彝家的巨变》出版，与《凉山彝家》一起构成凉山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宏大画卷。
  凉山之行是林老考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计划的第一步，后来，他相继去了康定、甘孜和嘉戎等藏族聚居区。
  林先生不仅致力于彝族藏族的研究，更是对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1953年8至10月，林老亲自率队到黑龙江和内蒙古对达斡尔人进行民族识别。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一行人确认达斡尔人在历史上虽与蒙古族同源，但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已经形成不同的特点与认同意识，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从而把达斡尔人划为一个新的民族。
  1954年5至10月，林老再度受命率队到云南，对彝、白、壮、傣、苗、回、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瑶和藏等民族的不同支系进行识别。调查组以严谨的作风确定了不同地区的彝、白、傣、苗、哈尼等族属，对68个具有不同称谓的族体进行了正名或归并。
  林先生的实地考察成果颇多，然而，在这骄人的成绩背后，林先生不知面对了多少艰难险阻，正如林先生的学生陈永龄先生所回忆说：“在进入山区后，我们要进入没有道路的山林，请了一位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和工人在前面走得很快。下午时，我犯病昏倒，林先生回转头来照顾我。我喝了点儿水之后，感觉稍微好些，就继续前进。到一个悬崖附近，我一脚踩在松软的地方，向崖下滑去，幸而抓住草根才暂时停住。林先生想办法把我拽了上来。我们在大树底下等向导，好久未见。天渐渐黑了，树林中没有路，当天又刚下过雨，衣服都湿了。林先生凭田野工作的经验，要生火防御野兽。可兜里只有半盒火柴，我们把笔记本、手帕等身上之物都拿来点火，还是因为潮湿点不着。只剩下两根火柴时，我们不敢再用，就干等在那里。夜半时分，我困得瞌睡过去。林先生唤我起来，说不能睡，否则会得大病。我被唤醒数次，又怕兽蛇的侵扰，这样勉强度至天亮，向导和工人下山来找我们。上山后，我们睡了一天才缓过劲来。从嘉戎地区返回时，我们雇了两匹马。因为林木稠密，所以人在树林里必须时常低头才能过去。有一回，林先生给树枝卡住，他骑的马因为受惊而向前疯跑。林先生从马上掉下来，可脚还卡在马蹬里。就这样被拖出几十米，几乎昏迷，穿的风雨衣全挂破了。当天不能前进，只好在老乡家住下休息。”
  除了这些自然风险，当然还会遇到人为的危害，不过林先生在人事疏通方面也有些办法。例如，在四川调查时，林先生都会先去拜访袍哥，根据林先生的学生潘蛟老师的回忆，林先生在凉山上还花钱找了有势力的人做了保头，方便长期的实践调研。
  林耀华先生的有句名言：“田野是人类学的不二法门。”林先生一生做到了“亲力亲为”，一生奔于田野之中。他说，自己只有宁夏和台湾二地未曾涉足，一直引以为憾。
文革前后的奠基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各大学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都被撤销。于是，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山大学，还有辅仁大学、北平研究院等单位的部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这个机构就成了民族学、社会学最后的大本营，也是新中国创建最早的民族学科教学与研究中心，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史学家云集的地方。林耀华先生在研究部下设的藏族研究室担任室主任。
  1957年“反右派斗争”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当时我校著名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等都蒙受了不白之冤。与此同时，民族学被认为是假科学，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科。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批白专”，19 6 4年后的大批师生放弃学业参加“四清”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对广大师生造成了伤害，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一切教学、科研活动被迫停止。民族学的研究开始走进了中断阶段。
  “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林耀华先生不顾70岁的高龄，于1983年5月在中央民族学院创立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第一个民族学系，并兼任系主任。民族学系的成立不仅对我校意义重大，对国家的民族学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他的学生潘蛟老师对此的评价是：“他能在身边聚集一帮民族学的人，维系在一块儿，不让它消散，并在这一期间开创一些新的领域，如原始社会史，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学科上守住它，后来又重建它，这个学科通过它得到传递，可以这么说，没有林先生，民族学系能不能在83年就建系，是个问题。”因此，林先生被尊称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学科、人类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的奠基人”。
林先生对于民大的贡献远不止于他在民大的学术研究，也不止于他创建了民族学系，还在于他培养了大批的学子。如庄孔韶、潘蛟、张海洋、滕星、嘉日姆几等，他们的专著涉及经济、法律、信仰、公共卫生、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成绩斐然。其中张海洋是我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副院长，潘蛟为我校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以学术传承为安身立命之本

  林先生出生于普通农家，拥有哈佛大学的学位。1937年，林先生在吴文藻先生为其争取的哈佛燕京社会学全额奖学金的支持下，得以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深造。哈佛作为世界一流的名校拥有最丰富的教育资源，不管图书资料还是博物馆收藏，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除了这些完备的“硬件”条件外，哈佛的学风、校友也是重要的“软件”和资源优势。林先生在哈佛读书岁月正是化学家科南特担任校长的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识、通才教育”提出与实施时期。当时的哈佛大学师生关系融洽，老师和学生在课下就像朋友一般亲切交谈，通常教授每周都会在家里举办小型的聚会活动，有时还有从世界各地来哈佛的学者参加，这些聚会为林先生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和社会交往机会。林先生曾说：“哈佛四年读书生活，为我打下了一生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
  林先生一生都致力于民族学的研究，成就斐然，学术界尊他为“新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开拓者”，因此，林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经典的民族学著作。
“此书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一则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程，二则可以为那些对追踪调查感兴趣的学者提供方便。我已欣喜地知悉，现在有海外学者正在做义序宗族的追踪调查”。这段话正出自被学术界称为“中国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的家族、宗族而写成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的《义序的宗族研究》。
  林耀华选择义序作为研究地点，主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福州南台岛南端的一个典型的同姓村，在那儿，中国的家族制度发育得非常充分。出生于福建古田镇的林老对那儿的一切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然而在当时，《义序的宗族研究》只是林老的硕士论文，并未正式出版。直至1936年，林老在其著名论文《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中提及义序的宗族情况时，引起了人类学者们对《义序的宗族研究》的极大兴趣，被学术界一再建议出版。直至2000年，经林耀华及他的两位博士生对书稿作了修订后，饱受关注的《义序的宗族研究》终于与广大人类学爱好者们见面。
  如果说林先生凭借《义序的宗族研究》开辟了宗族研究，是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前奏，那么《金翼》则是林先生的汉学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金翼》不仅是林先生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也是林先生最为人知的一部作品。他说：“《金翼》所写的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我半生经验的积累。”他在这部作品中利用当时最流行的平衡论，以小说体的叙述手法讲述了东林和芬洲两家人的兴衰成败，认为两个家族在家族的变化历程中都逃脱不了一种关系体系，即“人类行为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所组成每一点都代表着单一的个体，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金翼》是林先生以20世纪40年代的“平衡论”观点对中国乡村社会所作得阐释，以当今的眼光看，固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过分强调了平衡和调和，而这对当时存在的农民社会分层关注不够。但瑕不掩瑜，《金翼》对于汉学人类学所做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金翼》全书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民与匪之间等的复杂关系，细致描绘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等栩栩如生的画面，是研究我国南方汉族群体的必读书籍。
  林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为民族学的研究奉献一生，潘守永先生的《林耀华评传》中这样写道：“林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从来都不曾追求过高官厚禄，他以学术传承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忘我的精神、责任心和意志培养学术种子。自20世纪40年代他从恩师吴文藻手中接过燕京社会学系主任之职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他必将承担泰山北斗的职责。”
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伟人已逝，留给我们的，是卷帙繁浩的专业书籍，是一个已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是民族学者对民族地区的认真思索。更有一种为寄心的事业不畏艰难、潜心钻研、集之大成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终身！

编辑：校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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